这种看似简单的计数行为，实际上是人类对经济活动进行系统化管理的最初尝试。考古学家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发现的泥板记录，上面刻有牛羊和谷物的符号，这正是距今约7000年前的账目凭证。
在文字尚未出现的年代，古人已经发展出多种记账方法。结绳记事是最具代表性的早期会计形式，不同颜色和粗细的绳子代表不同种类的物品，绳结的数量则对应具体数值。这种记录方式在秘鲁、中国和日本等地的古代文明中都有发现，显示出人类对经济信息管理的普遍需求。
刻痕记账则是在骨头或木片上刻画标记来记录数字。非洲出土的伊尚戈骨上刻有清晰的计数符号，距今超过两万年，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会计凭证之一。这种直观的记录方式虽然简单，却已经具备了会计的基本要素：记录对象、计量单位和数据保存。
中国的考古发现也提供了丰富证据。在河南贾湖遗址中出土的龟甲和骨片上有刻划符号，这些符号与后世的数字记录有着密切关联。古人通过这些符号来管理部落的公共财产，包括食物储备、工具分配和祭祀用品等。
这些原始记账方式虽然粗糙，但已经显示出会计的核心功能：记录经济活动的过程与结果。它们为后来文字的产生和更复杂的会计系统奠定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早期的会计实践并非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部落集体管理的需要。当剩余产品出现后，管理者必须准确掌握库存数量，才能做出分配和储存的决策。这种管理需求直接推动了会计技术的进步。
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创造了人类最早的文明。他们发明了楔形文字，并用泥板记录经济交易。这些泥板不仅记录了粮食、牲畜和布匹的数量，还详细记载了交易双方、日期和见证人信息。考古学家在乌鲁克遗址发现了数千块这样的经济泥板，它们构成了人类最早的会计档案。
苏美尔人的会计系统已经相当完善。他们使用不同形状的陶筹代表不同的商品，比如圆锥形代表谷物，球形代表动物。这些陶筹被密封在粘土球内，外面印上交易双方的印章，形成最早的契约凭证。这种双重记录方式兼顾了信息真实性和防伪功能，展现了会计思维的成熟。
神庙是苏美尔社会的经济中心，负责管理大量土地、仓库和劳动力。祭司们必须精确记录每笔收支，包括信徒的供奉、土地的收成和工匠的报酬。这些记录不仅要满足日常管理需要，还要用于年度核算和向神明汇报。这种宗教与经济结合的管理模式，使得会计制度得到了快速发展。
泥板会计系统的出现标志着会计从简单的记忆辅助工具转变为正式的管理工具。它不再只是个人行为的记录，而成为社会组织运行的基础设施。苏美尔人创造的会计方法影响了整个古代近东地区，为后来巴比伦和亚述文明的会计实践提供了范本。
苏美尔会计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标准化。他们制定了统一的计量单位，如容量单位“西拉”和重量单位“米纳”，这使得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记录可以相互比较和汇总。这种标准化思想至今仍是会计学的基本原则之一。
古埃及文明沿着尼罗河发展，法老掌握着全国的土地和财富。为了管理庞大的国家资源，埃及人发明了纸莎草制成的账簿。这种轻便的记录材料比泥板更适合长期保存和运输，使得会计记录可以跨越更广的地域范围。在底比斯墓葬中发现的《耐巴蒙纸莎草》详细记录了神庙的收支情况，包括谷物产量、牲畜数量和工匠工资。
古埃及的会计体系以实物核算为主。由于缺乏标准化的货币，所有交易都通过实物价值来衡量。会计人员需要熟练掌握各种商品的换算比例，比如一头牛等于多少袋粮食。这种复杂的换算系统要求会计具备高度的计算能力和记忆力。
法老时期还出现了专职的会计官员，称为“书记官”。这些书记官地位崇高，负责记录国家收支、管理仓库和监督工程建设。他们使用红黑两种墨水来区分收入和支出，红色代表支出，黑色代表收入。这种颜色编码系统是世界上最早的会计分类方法之一。
金字塔的建造展示了古埃及会计的卓越能力。建造工程需要精确计算石材数量、劳动力工时和食物配给。据记载，建造胡夫金字塔动用了数万名工人，持续了约20年。如此庞大的工程如果没有完善的会计系统来管理资源，几乎不可能完成。
古埃及会计还发展出审计的雏形。法老会定期派遣官员到各地检查账簿，核实粮食库存和税收记录。这些审计官员独立于地方行政系统，直接向中央报告，确保了财政信息的真实性。这种监督机制对后来会计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会计的起源同样悠久。夏朝时期，大禹划分九州并制定贡赋制度，这意味着中央政权需要记录各地区的物产和贡献。据《尚书·禹贡》记载，各地需按时向中央缴纳特定物品，这种制度必然伴随着会计记录的产生。虽然缺乏直接的考古证据，但可以推断当时已经存在初步的会计活动。
商朝时期，甲骨文中出现了大量与经济相关的记录。商王占卜的内容涉及狩猎收获、农业收成和祭祀物品的使用。这些甲骨卜辞实际上兼具会计凭证的功能，记录了王室的收支情况。例如，一片甲骨上刻有“获鹿百”的字样，这既是狩猎记录，也是资产增加的会计凭证。
西周时期，官厅会计制度正式确立。周王室设立了“司会”一职，专门负责国家财政的记录和监督。《周礼》中详细描述了会计官员的职责，包括核算各地贡献、管理仓库和编制年度报告。这些官员需要掌握“九赋九式”的财政制度，即九种收入和九种支出的分类标准。
西周会计已经发展出月度核算和年度核算两种周期。每月末，司会要汇总当月收支，编制月报表；每年末，则要进行全面核算，并向天子报告。这种定期报告制度体现了会计的时效性原则。同时，西周还实行“参互考”制度，即通过不同来源的记录相互核对，确保账目准确无误。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改革财政制度。齐国管仲推行“轻重之术”，通过控制货币和物资来调节经济，这需要精确的会计数据作为决策依据。秦国商鞅变法后，建立了严格的会计法规，规定账目必须清晰无误，违者将受到严厉惩罚。这些实践为后来秦汉统一帝国的会计制度奠定了基础。
